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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看到一个新闻,重庆一位年逾六旬的民工常年住在桥洞下,为的是每天省下5元的住宿费(重庆市政府给“棒棒军”提供的廉价住房),给他同样六旬的妻子“买一个镶着钻石的金戒指”。老汉的梦想,让不少网友唏嘘,感叹爱情的坚忍。对于年均收入9千美元的中国民工来说,靠省吃俭用给爱人买个钻戒,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何况那老汉的职业是拾荒。

然而,我好奇的是,为什么要钻戒?那个拾荒老汉的妻子,真正需要的是每一个日子温暖的陪伴,还是分居两地、多年孤寂而换来的一颗钻戒?

去年这时候,小女儿过生日,问她要什么礼物,她用稚拙的笔写了一张字条夹在书里给我:“小孩子最想要的是好的陪伴,不是昂贵的礼物。”这张纸条让我想起尼采,他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是的,我们有生之年的每一个日子,都是流光里的琴键,你一路径自踩过去,每一道音符都有生命的回声。

大部分的人生,只是个小小的坛子,个人才具,则是坛子里一小撮薄薄的沙土,而梦想却是一棵大大的橡树,所谓的“志大才疏”,就是橡树没有长成,生命的坛子却被撑裂了。

再前些日子,听闻麻省的一位中国籍高材生,在大家羡慕的目光中坠楼自杀。她从小在“才女”、“聪明”的桂冠下长大,周围都是掌声,但她找不到自己。一个找不到自己的人只能用外人认同的成就来定义自己,当期待的成就没有得到,自我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斯坦福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德莱塞维茨(william Deresiewicz)提出了一个问题:“你是如何从活泼能干的19岁年轻人,变成了只想一件事的40岁的中年人”?

的确,许多人,包括非常出色的人,在为成功而奋斗的过程中失去了太多!逐渐收窄的视野,不断退化的想象力,和僵化的思维。一位闺蜜调侃当医生的丈夫:“在他眼里,人只有两种,一种是活体,另一种是尸体。”

金融业也是如此,陆家嘴的成功人士,貌似关心的焦点,也就是钱和生意,大部分社会交往都围绕商业及准商业目的,衣香鬓影之间,有钱的人多,有趣的人少。穷人至少还抱有某种期待:“等我有钱了……”而富人,连省略号都没有,躺在银堆上的无聊,才是真正的无聊

不少商人在寺庙的蒲团上烧香拜佛,个别和尚在证券公司开股票账户,很混乱的跨界,人不自信,佛也不自信,隐射着相同的时代症状——寻找不到内心的自我。找不到自己的内心,就没有力量从容应对这个世界,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但吃掉你的不是他人的强大,而是自己内心的软弱和空洞。

世俗的成功只是一张伪币,解决不了内心的虚空和自我的渺小感。

一位80后的朋友,被他向往已久的某著名互联网企业录用以后,天天加班到半夜,一开始兴奋,不久以后,两个眼眶像抹了永久性眼影,乌青乌青的,席间问起,为什么会透支这么厉害?他说:没有办法,大家都这样,整个团队都在加班,即使没有太急迫的事,也不好意思太早走,互联网企业,加班是一种常态。

当加班成为企业或者团队文化的时候,其实,每个成员都会不同程度地犯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被绑架,然后,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成为绑架他人的力量。

当一个社会把“成功”简单地定义成拥有财富的数量和职位的高低,并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奋斗目标时,这种“共识”里其实已经隐含了文化极权。不断聚焦的目标,阉割了生活中的所有枝枝蔓蔓,只剩下两个枝杈,一枝谓名,一枝谓利。被名利所奴役的人生,自始至终,写着“拼搏”两个字,这是一个咋一看很威武实际上很变态的行为。常年处于拼搏状态的一般都是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强迫症患者。

若干年前,梦想,是个色彩斑斓的字眼,它可能是一件漂亮的大衣,一套精美的音乐大碟,一个慵懒的假期或者一段浪漫的旅程。但现在,一提“梦想”,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联想到“成功”这两个字。极权时代,不过禁言异见,比禁言异见更可怕的,是无脑,人们“同心同德”到连做的“梦”,都是一样的格式,一样的色彩。

人性的本能被功利意志彻底强奸,本来是个悲伤的故事,却被那些“励志鸡汤”包装成对奋斗的讴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像癌细胞一样在时代的空气里疯长。

参差百态乃大千世界美好之根源。梦想应该像你怀里的姑娘,每一个人长得都不一样。我的梦想卑微而且平凡,那就是,每个周末,都能有闲适的时间,和小女儿一起,看蚂蚁排队,整整齐齐地在树皮上爬,一只一只爬到树洞里去…….阳光洒在门前的木地板上,秋风拂着衣襟,我坐在石榴树下,她坐在我腿上。
 
 
林采宜
2015年9月12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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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采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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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中国金融40人论坛特邀成员,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特邀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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