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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品,有时是剂蒙汗药

 

人品值几何?无论古代社会还是现代企业,几乎没人敢质疑这个问题。

开先例的是一代枭雄曹操。曹操在《求贤令》里曾经放言:“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曹操以汉高祖刘邦不弃陈平私通嫂子,收受贿赂,用其将才攻城略地而得江山。这种不上台面的用人之私心写入君王堂堂皇皇的诏令,也是难得的坦率。

回眸历代王朝,帝王用人,哪一个不是以权衡利害为先,是非善恶其后?唐代宗大历六年,成都司禄李少良上书,实名举报权相元载弄权贪腐,代宗将其接到宫内,元载知后,就此事要求代宗在元载和李少良之间做出选择,代宗杖杀李少良,以息事端。大历十二年,河北动乱平定,元载因结党营私、弄权贪腐被满门抄斩。元载和李少良,谁是谁非,本无悬念,代宗杖杀忠良在先,无非是出于利害权衡,安史之乱的叛军在河北尚未平定,朝廷以维稳为虑,死个把忠臣以保江山稳固而已。

如此案例,明代亦然。严嵩结党营私,比起元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嘉靖皇帝终究还是让他寿终正寝,为何不杀?理由很简单,“老狗没牙,去留在我。”晚年的严嵩在嘉靖眼里,大势已去,构不成权力威胁。

两千年来,几乎所有帝王都是外儒内法,教化以儒学,满纸的仁义道德。执事则唯利害权衡,忠臣,该喋血时喋血,奸臣,该当道时当道。在生杀予夺的时候,是非尚且不论,何况人品。

官场如此,职场何如?

规则上站不住脚了,就拿人品说事。

不久前,网络上爆红一洗脑帖――《人品才是最高的学历》,版本不同,大意相似:第一,忠诚是“亘古不变的美德”,被定义为最重要的人品,所谓忠诚就是“站在老板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天天琢磨怎么为公司赚钱,忠心耿耿地维护公司的利益,在诱惑面前经得住考验。”第二人品是敬业:“每天比老板多做一小时,模糊上班时间与下班时间,提供超出报酬的服务,乐意为工作做出个人牺牲。”第三项美德是感恩:“老板给了你饭碗,工作给你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同事给予你配合,客户帮助你创造业绩,对手让你看到距离,批评者让你趋向完美。”此外,还有第四、第五……

上述各种冠冕堂皇,无非是贴上“人品”标签的职场压榨。

洗脑帖最有趣的一个问题,是“想想是谁成就了今天的你?”这话问得奇怪,资本和人力,从来是市场上愿买愿卖的自愿交易,资方出钱,劳方出力。真要问谁成就谁? “一将功成万骨枯”或许是更好的解释。

但凡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文化,企业也是一个江湖,企业文化,原本是一条相拥取暖的被子,一旦偏离自由平等的契约伦理,就变成了“头悬梁、锥刺股”的梁子和锥子。而这梁子和锥子,通常裹着“德行”或者“人品”的羽衣。

王小波说:“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为重要”。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理性的社会才是安全的社会。

社会的理性,来自于正视不同个体(群体)的利益存在。公民社会,规则比“人品”重要。

老板拿“人品是最高学历”跟你说事的时候,那把伪装成道德或者理想、情怀的屠龙刀已经架在你的脖子上了。

你是老板,你有美好的理想,你有奋斗的精神,这,很好。但是,别把它强加给我,我来到企业,签下的契约,卖的是脑力、体力,不是思想自由和情感尊严。企业文化的可疑之处在于,它把资本地位,权力地位和道德地位混为一谈,让一些人以为只要有了钱、有了某种职位,就有资格教化别人,把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癖好以及所谓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

没错,不同的人、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价值观,但无论何种价值观,都不能颠覆作为人类必须遵守的共同价值观,那就是人道主义和天赋人权,所有的平等契约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在这个为成功而拼命的商业社会,每看到一起职场过劳死,总忍不住联想起当年,知识青年为了抢救一根落水的木头,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然后被歌颂成崇高道德——因为是集体的木头。虐于自虐,意识形态曾经发生过的故事,而今,被如此密集地被繁殖到了企业文化的土壤里。当“团队的成功”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成为集体的图腾,个人的牺牲便是理所当然的祭品。

“人是万物的尺度”。没有以平等契约的理性规则对待员工的企业本质上都是耍流氓。团队精神,作为集体主义的变相,和上个世纪歌颂为集体的几根木头牺牲性命的文化并未根本区别,真要细分它们的区别,前者是为少数人的利益牺牲多数人,后者是为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

然而,商场上的励志蒙汗药,有时候,真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爱情,让你去死,还得死得心甘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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