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品值几何？无论古代社会还是现代企业，几乎没人敢质疑这个问题。

开先例的是一代枭雄曹操。曹操在《求贤令》里曾经放言：“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曹操以汉高祖刘邦不弃陈平私通嫂子，收受贿赂，用其将才攻城略地而得江山。这种不上台面的用人之私心写入君王堂堂皇皇的诏令，也是难得的坦率。

回眸历代王朝，帝王用人，哪一个不是以权衡利害为先，是非善恶其后？唐代宗大历六年，成都司禄李少良上书，实名举报权相元载弄权贪腐，代宗将其接到宫内，元载知后，就此事要求代宗在元载和李少良之间做出选择，代宗杖杀李少良，以息事端。大历十二年，河北动乱平定，元载因结党营私、弄权贪腐被满门抄斩。元载和李少良，谁是谁非，本无悬念，代宗杖杀忠良在先，无非是出于利害权衡，安史之乱的叛军在河北尚未平定，朝廷以维稳为虑，死个把忠臣以保江山稳固而已。

如此案例，明代亦然。严嵩结党营私，比起元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嘉靖皇帝终究还是让他寿终正寝，为何不杀？理由很简单，“老狗没牙，去留在我。”晚年的严嵩在嘉靖眼里，大势已去，构不成权力威胁。

两千年来，几乎所有帝王都是外儒内法，教化以儒学，满纸的仁义道德。执事则唯利害权衡，忠臣，该喋血时喋血，奸臣，该当道时当道。在生杀予夺的时候，是非尚且不论，何况人品。

官场如此，职场何如？

规则上站不住脚了，就拿人品说事。

不久前，网络上爆红一洗脑帖――《人品才是最高的学历》，版本不同，大意相似：第一，忠诚是“亘古不变的美德”，被定义为最重要的人品，所谓忠诚就是“站在老板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天天琢磨怎么为公司赚钱，忠心耿耿地维护公司的利益，在诱惑面前经得住考验。”第二人品是敬业：“每天比老板多做一小时，模糊上班时间与下班时间，提供超出报酬的服务，乐意为工作做出个人牺牲。”第三项美德是感恩：“老板给了你饭碗，工作给你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同事给予你配合，客户帮助你创造业绩，对手让你看到距离，批评者让你趋向完美。”此外，还有第四、第五……

上述各种冠冕堂皇，无非是贴上“人品”标签的职场压榨。

洗脑帖最有趣的一个问题，是“想想是谁成就了今天的你？”这话问得奇怪，资本和人力，从来是市场上愿买愿卖的自愿交易，资方出钱，劳方出力。真要问谁成就谁？ “一将功成万骨枯”或许是更好的解释。

但凡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文化，企业也是一个江湖，企业文化，原本是一条相拥取暖的被子，一旦偏离自由平等的契约伦理，就变成了“头悬梁、锥刺股”的梁子和锥子。而这梁子和锥子，通常裹着“德行”或者“人品”的羽衣。

王小波说：“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为重要”。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理性的社会才是安全的社会。

而社会的理性，来自于正视不同个体（群体）的利益存在。公民社会，规则比“人品”重要。

老板拿“人品是最高学历”跟你说事的时候，那把伪装成道德或者理想、情怀的屠龙刀已经架在你的脖子上了。

你是老板，你有美好的理想，你有奋斗的精神，这，很好。但是，别把它强加给我，我来到企业，签下的契约，卖的是脑力、体力，不是思想自由和情感尊严。企业文化的可疑之处在于，它把资本地位，权力地位和道德地位混为一谈，让一些人以为只要有了钱、有了某种职位，就有资格教化别人，把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癖好以及所谓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

没错，不同的人、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价值观，但无论何种价值观，都不能颠覆作为人类必须遵守的共同价值观，那就是人道主义和天赋人权，所有的平等契约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在这个为成功而拼命的商业社会，每看到一起职场过劳死，总忍不住联想起当年，知识青年为了抢救一根落水的木头，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然后被歌颂成崇高道德——因为是集体的木头。虐于自虐，意识形态曾经发生过的故事，而今，被如此密集地被繁殖到了企业文化的土壤里。当“团队的成功”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成为集体的图腾，个人的牺牲便是理所当然的祭品。

“人是万物的尺度”。没有以平等契约的理性规则对待员工的企业本质上都是耍流氓。团队精神，作为集体主义的变相，和上个世纪歌颂为集体的几根木头牺牲性命的文化并未根本区别，真要细分它们的区别，前者是为少数人的利益牺牲多数人，后者是为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

然而，商场上的励志蒙汗药，有时候，真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爱情，让你去死，还得死得心甘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