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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掩藏,却在生长;

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在心上,却不在身旁;

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

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想遗忘,又忍不住回想……”

 

张信哲柔情忧伤的声线缭绕在秋风里,如同叙述一个绵长的故事……

 

父亲,你走了,以你自己选择的方式。

 

人一坠地,死案已立,离开是迟早的事,你只是没有告别而已。一生默然的你,直到离开,也不愿意噪杂喧嚣。葬礼、挽联、恸哭、祭奠,都是生者的仪典,尘世的虚荣,于逝者,来自尘土,归于尘土。

 

道教称死王为兵解,指的是肉身与魂魄在瞬间分离,世事无常,兵解的形态有各种。“这辈子,万事不由己,只有这一件事,是我自己的选择。”你用自尽给自己的一生写了一个安静的句号。

 

在三山陵园的孝恩区,我买了一个墓位给父亲,孝恩区在风岗山的东南坡上,有层层叠叠的柏树和冬青,慈父永栖之处,是平安地。九月二十四日午时,我亲手把父亲的骨灰放进浅浅的大理石墓穴,阳光照在磁白的骨灰坛上,红色的绸带和五彩的绢花显得异样的灿烂,二十多年以后,再一次和父亲如此亲近,只不过这一次,不是你抱着我,而是我抱着你。

 

想人世间,父母儿女的情分就在于:在嘹亮的哭声中,你迎我来,用绵绵的慈爱育我成人,在低徊的哀思中,我送你走,用默默的泪水尽孝谢恩。这样的迎来送往在中文里最贴切的就是一个字:“亲”。不是至亲,哪一种应酬能跨越生死!

 

天远云淡,秋风习习地吹着,陵区一片死寂。

穿越繁华,这里是谢幕后的寂静;

穿越季节,这里是凋零后的庄严;

我们总是说了太多的话,

然后才明白:

沉默是最好的表达。

 

我默默地跪在墓碑前,端详着父亲的遗像,金秋的阳光照在他的笑容上,我看见了右眼睑下那颗熟悉的痣,算命先生说,那是泪痣,以面相学而言,长此痣,一生坎坷多仵,泪水长流。

 

纵然并不相信命相之说,但追忆往事,父亲的一生,确实是欢少悲多。

 

我们府上从曾祖父那代开始显赫,曾祖父是上一朝代的海军少将,祖父是教会学堂的先生,父亲大名林曰礼,是林府曰字辈的长子。他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经衰败,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奢靡的排场却还延承。父亲小的时候,家里有包车夫、厨子、老妈子、奶妈、丫鬟大大小小十几口佣人,家道殷实,书香鼎盛,美中不足的就是人丁欠旺,曾祖和祖父都娶了两三房姨太太、姨奶奶,就是不生养,三代独苗,父亲长到十五岁,才添了个弟弟,叫曰忠。因此,父亲从小就是名副其实的“贵子”,从祖父、祖母到仆人、家佣无不对其惟命是从,奶妈、丫鬟如影随形,父亲从小爱喝花生汤,那花生要酥烂如泥,入口即化,厨子先用开水把生的花生泡开,丫鬟再用手指一个一个捻,把薄薄的花生衣捻下来,清掉花生衣,然后文火炖上一个半小时,放入冰糖,偶尔一两次粉红的花生衣没有清干净,他见了漂在汤里的碎红色,则断然不吃,高兴时把它赏给要好的丫鬟,甚至一口一口地喂给女孩子们吃。父亲在暖玉生香的脂粉气里长大,虽是说一不二的大少爷,但是很少发脾气,他的性情多少有点脂粉味,温和儒雅。福州气候湿热,祖母怕父亲上火,从来不让他吃红糖或者白砂糖,大凡需要加点甜味,一概用冰糖。奶妈取笑说,大少爷从来不发火是因为冰糖吃多了。父亲上学,通常有丫鬟陪着,尤其是夏天,陪读丫鬟拎着清火的凉茶,随喝随倒,用毛笔写字,总要丫鬟给他研磨,他自己研的墨不是太稀,在纸上化开来,就是太稠,写出来的字蠢笨不堪。出门买东西,从来不带钱,由佣人跟在身后付账,一次姨奶奶领着去庙里进香,回来路上要吃糖果,恰好姨奶奶没带现钱,只好把耳朵上的金耳环摘下来,典押在糖果店。好在父亲性情良善,虽是千骄万纵,倒还没有欺负下人的恶习,就是花销上奢侈无度,为了一个银怀表,花掉几十块大洋,过几天玩腻了,随手送给学堂里的同学。父亲自小禀赋甚高,诗词歌赋,过目不忘,读书不十分用心,经伦倒也满腹,虽然是纨绔子弟,因其良善和博学,满口辞章的父亲在中学里,就为众多女子所钦慕。

 

十六岁那年,解放了。林府的钱庄被没收了,乡下的地被佃农分了,年愈八十的祖父寿终正寝,只留下一个大地主的家庭成份,传承给当时高中还没毕业的父亲,还有就是锦衣玉食的奢华排场。

 

从不过问衣食用度来源的父亲对田地、钱庄被没收并没有太深切的感受,“解放”让曰礼感到格外不爽的就是一些出生卑微的无产阶级搬进了他三进三层的住宅。随之而来的,就是家里的车夫、厨子、丫鬟的相继离开。厨子第一个走了,奶妈下厨煮饭,家里的饭菜再没有鲜美的滋味,没有了田租和钱庄利息收入,老老少少十几口的佣人是养不起了,各房遣散丫鬟,大一些的丫鬟拿了太太赏的耳环、戒指之类的小细软,收拾了自己的衣物,抹着泪,悄悄走了。只有给父亲当陪读的小丫鬟清修,一门心思想留下来,清修八岁卖到林府,又黑又瘦,像只猴子,小名细妹,有一次,全家去鼓山踏青,父亲看到涌泉庵一个小尼姑长得特别像细妹,那尼姑法名“清修”,就半开玩笑地把细妹也叫做清修,原本只是逗乐,后来全家都跟着叫,清修就成了细妹的大名。在林府呆了三年,清修个子长高了,头发黑了,皮肤白了,脸也圆润些,还学了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粗浅文字,出脱成了一个文绉绉的俊娘子(福州的女孩子土话也称俊娘子),从当家的祖母到厨房里干粗活的老妈子,都喜欢她。清修母亲是个老实厚道的农妇,原本指望女儿从陪读丫鬟开始伺候少爷,将来能给收做偏房,没料到解放了,新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制,她的梦想和旧的社会制度一起被打碎。清修跟在母亲后面,一步一回头,离开了林府。乡下人叫不惯“清修”这个拗口的名字,她后来终于又变成了细妹,嫁给了一个粗壮结实的贫农。

 

厨子走了,丫鬟走了,奶妈也走了,剩下太太、姨太太、少奶奶和姨奶奶,姨太太和姨奶奶是娶进门的妾,无处打发,只能下厨房做事。她们好在出身寒门,从小做过不少家务,于是很快就代替了佣人,把太太、少奶奶和年轻的少爷们伺候得妥妥贴贴。

 

一开始,养尊处优的父亲格外厌烦搬进宅子住的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干部”用极没教养的大嗓门说着粗俗的下流笑话,但日子久了,也就慢慢习惯了。革命第一次切痛他的心,是桂英的离去。

 

桂英和父亲一样,是教会中学的学生。比他低一年级,每周五信教的同学唱诗的时候,桂英弹风琴,他领唱,五线谱上的音符像无形的红线,不知不觉把他们俩的心拴在了一起。

 

桂英的家也住在衣锦坊,在巷子的最西边,也是枣红漆的木门,门上十六个铜钉,推开厚重的门,是照壁、天井和厅堂,有紫檀木的长供桌、太师椅,有幽暗的闺房和绣着山水花卉的屏风。桂英的父亲是商人,因此宅院的气派,装潢的考究以及家私、餐具的华丽,处处都流溢着桂家的富有。

桂英是独生女,自小进教会学堂,受的是西洋教育,懂英文、西洋古典音乐,还会五线谱、手风琴、风琴,那个年代,教会中学的文凭是富家女子最贵重的嫁妆。以桂家的“富”配林府的“贵”原本是天作之合,可是,敲锣打鼓迎来的革命,让他们的命运拐了一个巨大的弯,暖香盈袖的金粉生活在红色的鞭炮和标语中化为灰烬。林、桂两家的富贵之合也成了一对年轻人永远圆不了的梦。

 

一九五一年,工商界改革,民族资本接受改组,工作组接管了桂英家的所有工厂和商号,她的父亲撒手西去,当时派往福州的各级领导大多数是从部队专业的南下干部,这些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后代,大多数都娶了当地姿容款款的资产阶级富家女子为妻,兰心慧质的桂英也在其中,经过“组织安排”, 她嫁给了一位山东籍的南下军人。

 

多愁善感的桂英就这样匆匆地走了,前往大多数革命家属都必然前往的远大前程。没有人知道她是怀着憧憬还是怀着伤感。父亲的初恋,就在革命的鞭炮和满街的红色标语中,萎谢了。

 

半年后,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报考北京大学没有被录取,只好进了本地的一所大学。不过,这时的他,对什么都无所谓了。红色的标语和灰色的列宁装撕毁了所有的青春梦想,生活在他眼前,已是一片平静的绝望。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省工业厅,不到三个月,政府清洗阶级异己分子,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被下放到工厂,当仓库保管员,那个充斥着各种机械零件的仓库,于是成了他一生的职业归宿,一呆就是三十八年。

 

父亲进了机器厂以后,再没有人称他的原名——林曰礼,从党委书记到传达室的老工人,都称他“日礼”。因为“曰”和“日”,字形极像,尤其是书写,工人阶级大多数认得红日光芒的“日”,鲜有人认得孔子、孟子在书斋里曰这曰那的“曰”,因此,几乎所有的人都叫他日礼,“曰礼”和“日礼”,一字之别,其义千里。开始,父亲对叫错名字的单位领导、同事,总是毕恭毕敬地解释、纠正,后来,叫的人太多了,他发现要对所有的文盲及半文盲解释曰和日的差别,得费一辈子的口舌。就不再解释了,人家叫什么他都应答。

 

祖母过世之后,这世上就再也没有人叫父亲曰礼了,连身份证上都写着日礼,骨灰入土的那天,我在大理石墓碑上刻回他的原名“林曰礼”,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叫过,却一直藏在心里的名字。七十年前,父亲来到这个世界上,正是儒学当道,礼仪盛行的时候,取名“曰礼”,寄托了祖父望子修德的良愿,可是世道变迁,革命时代,红日当头,文化遗民崇尚的“礼”终于被糟践了半个世纪,被别人被人叫了大半辈子的“日礼”,最后谢世的时候,所幸还有深谙曰礼含意的女儿在墓碑上给他写回原名。

 

人的一生,有些记忆如烟云,虽然也能养在心里,但终归被岁月洗得越来越淡,还有些记忆如碑刻,永远都清晰如初,父亲的名字就是这样的碑刻,它写着上一辈人的期望和教养,刻在我的童年上。从“曰礼”到“日礼”,这错得荒唐的别字嘲讽的似乎不仅仅是父亲的一生,更是他历经屈辱的那个时代。

 

父亲是我们家的长子长孙,虽然家道衰落,祖母对人丁兴旺的念想却依然执著。一九六四年,三十岁的曰礼在母亲的再三催促下娶了母亲。母亲时真生在富商家庭,天生一双秀美的风眼,纤巧提拔的鼻子,棱角分明的樱桃小嘴,加上南方女子少有的细腻和白皙,眼波一转,泱然生媚,可是上苍把所有的好都放在她的容貌上和身段上,忘了匀一点给她的大脑和性情。母亲从小不爱读书,一上学就瞌睡,隔三岔五地逃学去看戏,逛街,在女子学堂混了几年,出来时仍然是个半文盲,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在衣饰的颜色款式搭配上天赋颇高,穿什么都是不落痕迹、楚楚可人,福州人说女子美,最美在姿态,人俊不如意媚,其次是颜色,肤如凝脂,鬓藏乌云,再次才是五官端正和身材窈窕。论五官和身形,母亲也并非天香国色,但她的泱然媚姿,却是与生俱来。母亲的初婚是张家,膝下育有一子两女,因性情骄横,离婚再嫁。她比父亲年长一岁,进门时已经三十一,姿色却仍然是极好,在灰、蓝一片的文革时代,母亲的风韵和性感是一缕撩动的绮念,让生存在革命和斗争海洋里的父亲重忆久违的风情。三十而立的他,虽然儒雅俊逸,但在革命年代,男婚女嫁,讲究的是家庭成份,父亲成份不好,婚姻上亦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一九六四年,母亲与父亲成婚,第二年,女儿呱呱坠地,乳名衣秋,也叫秋儿。

 

小名衣秋的我先天不足,单薄得象一片秋天的落叶,从落地的第一天起,吃的就是奶妈的奶,虽然家道中落,但请奶妈的习惯仍然没有改变。我的奶妈是清修,她自己在乡下生了三个女儿,第四个实在养不活,溺死了,十多年过去,当年秀气文静的丫鬟已经变成硕健的农妇,我从小羸弱多病,怎么喂都长不胖。清修把所有的心事全扑在我身上,总算把病病歪歪的我养出点神气,一岁半的时候,断了奶,清修回了乡下,从此,我就在曾祖母、祖母和父亲的照料下喝牛奶和蜂蜜,一直喝到八岁。

 

怀里有了我,父亲的生活如一片沙漠,长出了几株嫩草,有了些许绿意。

 

榕城地处东海之滨,一年中有半年是夏天,潮湿闷热,在电视和空调尚未问世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乘凉是福州人的主要消遣。天一黑,老人们就从水缸里端出一盆盆凉水,浇在天井里,浇在门口的青石板上,凉水吸收了太阳洒一天的热气,石板上留下湿漉漉的清凉,老老少少吃过晚饭,陆陆续续端出凳子,坐在门口乘凉、闲聊。我的家是两层的木结构,我和父亲,通常坐在木头的阳台上纳凉。父亲给我讲故事,讲周瑜打黄盖,讲孔明挥泪斩马谡,父亲讲一个故事,我必须诵解一首诗,或者一篇文章。父亲不主张小孩子死记硬背,他要女儿理解这些千古名文的境界和妙处,因此他只让我诵读,同时解释文义。一开始,我总是根据书本上标注的注释通读,遇到不懂的,查字典,新华字典上没有的字,查康熙大辞典,查辞海。后来,诵读的文章多了,渐渐有了自己的见解。使父女俩的对话变成对曹操、刘备、成吉思汉、岳飞等历史人物是非功过的探讨,变成对《三国演义》、《红楼梦》的评析和争论。在那个大多数革命群众都“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年代,能够和父亲谈《孔雀东南飞》的情、孝冲突,谈《红楼梦》里的世道人情,讨论刘邦和项羽究竟谁是真正的英雄……也只有我了。女儿是他惟一的谈话对手,也是惟一的知音。

 

有时候,天气实在闷热,父亲领我去闽江边上纳凉,去的时候我总是走得去,回来呢,多半是趴在父亲肩上,让他背回来。羸弱的我,有时是走累了,有时是走困了,父亲的肩背,是我偷懒和酣睡的地方。

 

我小时候虽然羸弱,记性却出奇的好,曾祖母讲的故事,耳熟能详,父亲教的诗词歌赋,更是融会贯通。四岁的时候,父亲跟我讲王冕洗砚的故事,至今我还记得那墨荷风骨。

 

五岁那年中秋节,母亲让我端线面,碗没有端平,面汤洒在了桌上,她甩手打了我一个耳光,我顿时两眼冒金星,过一会儿,鼻腔感到热乎乎的,两道殷红的鲜血流了下来,血一滴一滴淌在磁白的碗沿上,父亲看着心都裂开了,揣起一把榔头,把窗户上十二扇玻璃统统敲碎,跟着一起粉碎的,还有大立柜上的穿衣镜,梳妆台上的化妆境。就这样,每一次,母亲打我,文弱的父亲都会大发雷霆,把家里能敲的东西全部敲碎,十多年,一次次的打骂争吵多半因我而起,夫妻之间的感情也在这激烈的争吵中支离破碎。

 

我六岁的时候,父亲提出离婚,母亲说:“一定要离,可以,秋儿我要带走”。她把我放在自行车后架上,带走了,半夜十一点多,母亲要把我扔进白马河,我死死拽住自行车的后架,拼命哭喊,直到巡逻民警赶来,把我送回家,父亲抱着我,吓呆了。从此以后,他再不提离婚,顶多就是敲敲玻璃,他怕性情暴虐的母亲哪天真的会把我活活掐死,或者扔到河里去。

 

倘若父亲眼睑下面的痣真是泪痣,那么我就是父亲眼底长流不尽的泪泉之一。为了我的平安,他忍受了母亲所有的跋扈和霸道。

我是母亲的女儿,也是母亲的情敌。

 

从曾祖母、祖母,叔叔、父亲,家里没有一个大人不喜欢我,我被大家视若珍宝,而母亲时真,似乎已经完成了她的使命,象一块用过的抹布,被所有人遗忘在眼前。所有人都冷落她,我也一样,象老鼠怕猫一样躲着她,直到八岁,还不会叫妈妈,而此时的我,已经通读几十首古诗历代佳作名篇。能讲“火烧赤壁”、“连环记”,能够把曹操、刘备和诸葛亮、周瑜的性格分析得头头是道。

 

当绮丽的风情变成旧年的挂历,林府上上下下所有人都在挑剔母亲时真的不是之处。

 

首先是不贞,离异的婚史如同一张道德犯罪记录,在每一次口角和家庭冲突中都会被再三提起,并加以指责。其次是不孝,恣意娇纵的母亲从来就没有学会如何敬重婆婆和太婆,更何况对林府秉承下来的规矩和习惯。当然更重要的是不贤不淑,对夫婿不懂举案齐眉,对稚子不懂慈爱关怀。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若不是为了添丁续香火,以林府的门第,决然不会纳取一个二婚的女子。

 

我七岁上学,父亲给我取的学名叫采苢,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认识苢字,因此和父亲一样,我每每为解释名字的读音和来历,大费口舌。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在旧书上翻到《白居易与元缜书》,有“采采芣苢,美草以乐有子” 一段文字,于是知道了“采苢”的出处,就径直质问父亲是不是嫌弃我是个女儿。

 

“你根本不想要我,真正想要的是儿子,‘美草以乐有子’是盼子之意”。我记得当时目光灼灼,盯着父亲,不无嗔意

 

“不对,‘子’在古文是学者,是文士,爸爸盼的不是儿子,而是才子,希望你将来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父亲语气平和地解释。

 

虽然半信半疑,但当时毕竟是个孩子,父亲关于“才子”一说把我对名字出处及其本意的质询蒙过去了。

 

从小,我没有母亲的姿色,也没有父亲的儒雅,只有一双深邃的眼睛,藏着无数个问号,藏着叛逆,藏着天涯。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精致考究的生活细节,已经不敢明目张胆地体现在衣着和穿戴上,一年四季,我的衣裤都是棉布的,素净得像西禅寺里的拂尘,只有鞋袜和饮食,比别家的孩子考究些,小时候穿过的皮鞋,祖母不舍得扔,装起来足足有两抽屉,羊皮的、鹿皮的、软牛皮的,大大小小、各种颜色、各种尺码的皮鞋、皮凉鞋,记载着我成长的足迹。父亲说女孩子的脚不能穿塑料鞋,鞋底不透气,会把脚捂坏,当然,尼龙袜也是不能穿的,我夏天穿丝袜,冬天穿棉袜。那时候,好的童皮鞋五、六元一双,是贫寒人家半个月的菜钱,父亲从未吝啬过。夏天的早餐,通常是十几只新鲜的桂圆,加上一碗稠米汤,冬天的晚上,睡前必要喝一碗炖的花生烫,就跟完成作业似的,父亲对我从来和霭,从小到大,没有打过一巴掌,连重话都没有说过,只有早餐的桂圆和晚上的花生汤,是强制的,以至于我长大后,一闻到花生汤的味道,就反胃。因为是独生女儿,父亲把我当男孩子养,读书之余,每天必须写两张毛笔字,偶尔也教我认五线谱,在衣着上,却从不主张我华丽,相熟的故旧,知道父亲的心事,都称我女公子,久而久之,父亲旧年气定神闲的公子做派,在我的举手抬足间也渐渐有了一些。

 

记得有一次,问父亲,为什么不主张我像别的女孩子那样打扮,父亲沉吟许久,只吐出四个字:“大雅不雕”。他取出一个精心镂刻的翡翠别针,同时还有一块似圆非圆的玉佩,让我仔细辨认,说那只别针是杂玉做的,玉的品质略逊,因此靠精致的雕工来掩饰,而玉佩则是上等好玉磨出来的,水色极佳,任何琢刻都有损天工之嫌,所以上面没有雕痕。

 

父训虽然只有四个字,那这两块玉已然表明,女子的美在气质,不在脂粉。在父亲的眼里,女儿如同朵云轩里卖的那种上好的宣纸,有着出尘的华贵,不可以庸脂俗粉玷污。

 

十一岁那年,祖母带我去西禅寺进香,受施的和尚给我算了一个命,和尚说,我的眼睛里有兵气,是个女诸葛,万不可从政或从军,否则有杀身之虞,最好是做学问或者经商。问及婚配,和尚说,此女悟性过人,本命贵气,婚姻不会动其主运

 

晚上,在凉台上乘凉,我问父亲:“什么是兵气?为什么和尚我的眼睛里有兵气?”父亲抚摩着我的头发:

 

“男不读三国,女不看红楼,你小小年纪,三国、红楼,二十四史都读遍了,眼里能没有兵气吗?和尚说的‘兵气’在古代是纵横之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权谋智慧”。

 

“哦,难怪他还说我是女诸葛。”我口气中显然有些得意。父亲却说,人各有命,但不是天赐,而是自己修来的。天赋和运气是上天所与的宝剑,执者可由之获得尊严亦可因之死于非命,关键在于用剑之道。

 

上高中的时候,住在祖母家。那一年,我遇见了桂英。这个离开榕城整整二十八年的女子,一进门,就认出了我,从我那双深邃的眼睛以及眼里和父亲相似的那一丝傲慢、那一丝耶逾。

 

那是初夏,满街都是荔枝,浦田的荔枝是最好的名品。桂英买了一大串荔枝给我,“桂姨,这荔枝已经不是新鲜的了”。我瞟了一眼,漫不经心地说,“荔枝这东西,一日香变,两日色变,三日味变,金贵就金贵在新鲜两个字,否则哪里来‘一尘红骑妃子笑’这样的千古绝句”。

 

“原来,你也知道妃子笑的来历”?

 

“那当然,若不是活色生香,怎么能搏妃子一笑!”

 

“谁告诉你的,是你爸爸?”

 

我点了点头,桂英的眼圈红了,她在心里感叹:有其父必有其女。抬眼看我时,发现我也瞅着她,一双深邃的眼眸里,有她熟悉的笑意,桂英心波涟漪。

 

“你的眼睛真美!”

 

“是因为像我爸爸?”我的笑意里有一种狡黠,虽然挺善意,但还是让桂英感到羞怯和不安。

 

桂英每天等在父亲上、下班的路上,远远的望他,然后跟我描述,她看到的一切,从父亲穿着、发型、胖瘦到肤色,每一个细节都反复地叙述。桂英给我买衣服、鞋袜,文具,跟我打听爸爸的一切,也包括父母之间的争吵。桂英对父亲终不释怀的牵挂让我终于明白,男人和女子之间,文君当炉是一种交情,红袖添香是另一种交情。

 

然而父亲始终没有见她。或许,他以一个道家的眼光去看,人生一切都是往而不返的流逝,感情更是如此,在一个时空里发生的事情,在另一个时空不可能重复,无论怎样的追忆都找不回当年,缘分只是彼时彼地的感应,不是此时此地的找寻。有一些回忆,注定缥缈如烟水,不去追究反而可以长久地臆想,顺其自然本身也包括命运的妥协和接受。

 

十七岁那年,我考取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动身那天,父亲送我一个黄铜雕刻的墨盒,盒盖上刻有一株枝叶遒劲的老梅,梅下四个字:“血性男儿”,以古朴的隶书写成。父亲把墨盒轻轻放在我的皮箱里面,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知道我懂“血性男儿”这四个字此时相赠的意义。

我二十一岁大学毕业,那年寒假,从大学里领回一个朴实英俊的山东小伙子。父亲穿上了棕红色的皮夹克,书桌上又摆开了两个铜黄铜的镂花镇纸,还有泛黄的象牙绢衫——多少年不用的东西又回到了他的生活中,经历了无数次批斗和反省之后,父亲骨子里的贵族情结仍然没有泯灭,在古色古香的镇纸和象牙绢扇上,他缅怀着曾经的奢华,向这个可能当他女婿的年轻人展示早已在麻木里锈了若干年的风雅。可是,文强在赠给我的书上,把“送给采苢”的“苢”字写错了,父亲看到了,他什么都没有说,把书合上,脸色却阴了下去。

 

他费尽心血濡养而成的爱女,居然嫁给一个连《诗经》都没有读完的小伙子,扉页上写错了的“苢”让他伤心透顶。家道已然破落如许,承传于家族的文化底蕴是父亲惟一可以养在骨髓里的一息骄傲,可是女儿在成大长人的同时,背叛了他的期望,背叛了他视之甚重的家族和门第。

一股冰凉的气却从此郁结在心里。

 

女儿深邃的眼眸里,兵气已经散去,没有了少女时代的从容和雅静,但他在那双明媚的眼睛里看到了春天,看到了阳光的温暖。父亲自始至终没有对女儿的婚姻表示明确的意见,自己亲手养大的孩子,他知道哪些事可以阻止,哪些事无能为力。

 

女儿走了,牵着文强的手,眉开眼笑地嫁出去了。只看见自己的幸福,忽略了父亲眼里的忧伤和失落。从小时候的耳濡目染中,衣秋不仅仅知道了门第和金钱的好处,更知道门第和金钱的坏处,告别忧郁的少女时代,她向往的是无拘无束的自由和朴素真切的温情,在秋儿眼里,凝结在“采苢”两个字上的文化只是上一代人的情结,执著也好,飘忽也好,都不是她所在乎的

 

父亲默然。这个憨厚朴实,说一口山东口音的女婿让他想起了桂英,想起了三十年前娶走桂英的那位南下干部,他们来自同一个地方、同一个阶级,在不同的年代,以同样的方式带走了他最心爱的两个女子,命运安排的巧合居然如此富有戏剧性。

 

桂英眼里泪光盈盈的无奈和衣秋脸上驰骋未来的自信都让他感到绝望。

 

2004年七月,年迈的父亲第一次住院,因为腰椎骨质增生,虽然不是绝症,但自立自理的生活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毕竟,人生七十古来稀。“中国历史上的遗民多有祈死、待死和以生为死”。父亲属于“以生为死”者,他一生所奉,乃是一个“不求人”的原则,到了七十岁,日益衰迈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住他奉守了一生的原则。旧梦已逝,新梦不生,人生至此,唯有一死。他对缠绵病塌的恐惧不仅在于肉体的痛苦,更是在于尊严和体面顿失。我汇去五千元钱,并请叔父代为照料。父亲收下了钱,却拒绝让叔父伺候他起居,七月六日,父亲第一次主动给我打来电话,说以后不用再寄钱了:“衣秋,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家庭”。这是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父亲这一生,给我讲过无数道理,深刻的,含蓄的,浅白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家庭”,如此简单而平实。十多年来,他在骨子里一直没有认同过我的婚姻,直到最后,老人家决定撒寰西去的时候,才真正从内心深处,向现实妥协,承认了文强和心慈。如果说感情也有死角的话,恐怕这就是父亲的死角。

 

九月二十三日晚上,我站在龙溪洲桥上,站在他自尽的地方。放眼望去,南面是闽江汩汩的水流,西北可见自家的阳台和屋顶,脚下是灌木茂密的滨江公园。深夜的风吹过来,有点凉,似乎来自苍穹,星辰眨着眼睛,周围一片沉寂。张信哲柔情优美的歌声又在耳旁想起:“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越圆满,越觉得孤单。路太长,追不回你的原谅。”

 

中秋快到了,月亮只缺一个模糊的边,就是完美的圆。人生最后的极境也是圆,佛家把死亡说成圆寂,给我们留下一个宁静祥和的太虚幻境。

此时,我心中有悲,脸上却无泪,眼泪是人间春水,浸不透生死重隔。

 

云羽之外的爱,比死更冷。然而正因其没有温度,才永垂不朽。

 

父亲,在这有限的人世间,我们彼此牵挂了三十多年,而今你走了,默默地,没有告别,也没有嘱咐,我知道你一向如此,你想告诉的,无须言传,我尽了然,可是我心里的愧疚和遗憾,您是否知晓,四年前的初夏,戴着黑色博士帽的秋儿,曾在复旦的校园里,朝着南方,向你行鞠躬礼,如果说,此生有憾,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请你出席我的毕业典礼,没有戴着博士帽和你合一张影。我知道,头上那顶黑色的博士帽,是你多年的夙愿。我知道,我怀里的鲜花,在那一刻,应该献给您。

 

六岁的时候,您就期盼我,当一个学者,我不知道,黑色的博士帽算不算学者的象征。在你的灵前,我点燃了毕业照,把博士帽、鲜花和笑容一起焚烧在冥纸炉里。女儿天赋平平,才子是不敢当,“美草以乐有子”,能够告慰于你的,只是这才子的象征。

父亲,如果说我心有愧,那就是接到电话的时候,我应该抛下所有回来看你,或许,你去意已坚,但至少你可以在临走前再见一次曾经至爱的女儿。如今,只有呜咽的江水,听我述说心事。

 

在清凉的夜风中,我揉碎了绕在手腕上的一串茉莉花,芬芳的花瓣随风飘落,父亲,我以茉莉的清香祭奠你的灵魂,因为茉莉是我的童年,是我的记忆。任何一座城市,都看不到这么多的茉莉花,我们在茉莉的清香中永别,我们在茉莉的清香中永生。

 

白月光,依然明亮。

而我们,彼此已在天涯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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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采宜

林采宜

84篇文章 6年前更新

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中国金融40人论坛特邀成员,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特邀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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