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全球人口已经超过70亿。其中60岁以上的人口有8.93亿，占12.76%，到本世纪中叶，老龄人口将增加到24亿，占比超过25%。人口数字在持续攀升，女性的生育率却在逐渐下降，人口老龄化将成为全球性的困境。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背后是社会宗教、文化和经济等各方面的因素。从文化层面来看，过去几千年来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孝道精神从道德层面约束着子女对父母及其他长辈负有反哺责任，而现代社会强调个人权力及独立意志，从文化根基上彻底摧毁了子女和父母之间的伦理制约，“人口”生产者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从道德文化层面与其“产品”之间都不再存在有保障的利益回报机制。从经济层面看，现代经济制度安排决定了“物品”的生产者可以通过产权制度得到充分的利益回报，而“人口”的生产者（父母）对其产品（子女）却无法拥有类似于私人财产的支配权和收益权。因此，减少人口的生产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人类共同的选择。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生育率下降，人口再生产规模萎缩主要缘于以下几个直接因素：

• 人口生产的收益社会化。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年轻人口从农村流向城镇，“老有所养”逐渐成为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而不再是依靠家族的香火承传。随着税收制度、养老制度等一系列社会再分配制度的完善，人口再生产的外部效应不断加强，年轻人口成为社会的公共产品，对社会的公共税收贡献永远大于对其家庭长辈养老的直接贡献。现代城市中，大部分退休老人是靠退休金、养老保险金和个人积蓄生活，依靠子女赡养的成分越来越少，生育子女的收益主要体现为情感愉悦，经济上的代际回馈，即养老补偿作用大为弱化。
• 人口生产的成本不断提高。现代社会人口生产的成本绝大部分由家庭承担。经济越是发达，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就业收入也越高。怀孕、生产及哺乳对高学历、高收入和高职位女性的城市职业女性影响相对较大，其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和经济代价远远高于农村妇女和家庭妇女。根据《2011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到本世纪中叶，城市人口将占全部人口的一半左右。城市人口比重上升，受教育程度和就业比例的不断提高，必然带来家庭生育子女成本的普遍上升。农村娃儿多，越是低收入家庭孩子越多，主要是因为生育子女的成本低导致的。

以上两个方面综合在一起，形成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关键：即养育子女的成本和收益不对称。人类的生产、创造活动分两大类，一类是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生产、创造，在这个领域，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保护了生产者对其产品的支配权和收益权；另一类是人口生产，生儿育女的父母对其产品——子女既不能享有支配权也不能享有收益权，儿童、年轻人都是社会的公共产品，优秀人才是社会的共有财富。社会越是发达，子女的公共产品属性越强，养育子女方面成本和收益的不对称程度也就越是严重。

从经济人自利的理性出发，私人家庭在人口再生产的意愿自然不断下降，所以，即便没有像中国“计划生育”这样的人口控制政策，女性的生育率依然在逐渐下降，家庭人口不断减少。这是“公共产品私人供给”导致的必然结果。

既然是经济因素导致人口老化成为世界性的难题。缓解这个问题的根本手段自然是社会的制度安排和利益引导。

例如，通过税收制度和财政补贴来缓解养育子女的成本收益不对称。政府向无子女家庭的就业人口征收儿童抚养税，直到他们生育自己的孩子并承担抚养责任。用儿童抚养税收入补贴多子女家庭，减轻其养育子女的经济负担。

在此基础上，增加儿童的医疗、保健和教育投入，政府最大限度地承担起儿童医疗保健及教育费用，普及儿童医保，实行从幼儿园开始的义务教育。换一句话说，就是通过财政投入，最大限度地实现子女抚养教育成本社会化。

此外，在婚姻法中，强化保护儿童利益的条款，通过法律条款保护抚养子女的一方利益。降低婚姻破裂给子女抚养带来的财务风险。

人口的繁衍不仅是人类作为整体持续生存的自然基础，同时也是经济社会正常发展的必要前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21世纪，比环保更重要也更迫切的恐怕是改善全球的人口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