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政府的手的争论，成为近期热点财经新闻，为什么这个话题会广受关注？

林采宜：舆论开放和信息透明使得大部分学者都看到了政府干预的利弊两端。在中国又面临经济转型，结构调整的特殊时期，各种经济变量的关系比较复杂，如何权衡政府干预的利弊变得有争议了。

2、 如何看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能不能干预市场，市场要不要政府干预，政府干预市场的结果是效率提高还是效率降低，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是否最公平、最有效率，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

林采宜：政府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是市场公平交易的守护神。政府直接干预市场本质上是对市场的扭曲，在市场正常运行或者说市场有效的时候，政府干预肯定是降低效率；但是，如果出现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的干预可能会产生一些积极作用，例如经济大起大落的时候，政府干预的出发点往往都是减少过度波动带来的伤害。

市场公平与否在于游戏规则本身，公平和效率在市场运行过程中不一定完全是正相关的，但作为游戏规则，需要维护的是公平，政府干预通常解决的是阶段性的效率问题。

3、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观点说，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是给了创业者的自由和环境，也有人认为是政府起了更大作用，不同的角度和站位可能感觉不一样，您怎么看？

林采宜：我个人认为，过去35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功于政府制定改革的成功。换一句话说，这是政府把制定企业生产计划的职能让渡给市场的价格机制的结果。所以，过去35年，中国在经济发展中起的最大作用是制度改革而不是行政干预。

4、 林毅夫认为，企业家要发展新产品，那些公共知识要是没有国家的投入，实际上也不会出现，所以应该是企业跟政府的合作。而张维迎称，在美国产业革命时候，大量新产品的出现，没有什么国家支持；英国，包括科学的出现，很多也没有什么国家支持。两位似乎都有道理，您怎么看？

林采宜：新产品的发展需要国家的投入不是一种必然。国富民穷的状态下，国家对基础研究和新产品开发发挥的作用会比较大；而社会富裕，产权明晰的情况下，绝大部分科技创新其实来自于民间的资金，例如美国。

5、 对于张维迎的观点，比如，国有企业应当全部通过改革实行私有化，政府与市场问题上政府绝对不能干预市场。 是一种理想状态吗，是否合适当下中国实际？

林采宜：我认为所有制和效率之间不是直接对应的关系，或者说所有制没有优劣，企业的效率内部取决于经营管理层的约束机制，也就是说，你以什么指标考核他？外部取决于市场是否处于竞争状态。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效率问题也解决了。

否则，即便是私有企业，在垄断的环境下，照样腐败、照样低效率。

6、 学界也有观点，说就算已经过度到完全的市场经济阶段，是否就意味着不再需要政府的干预了呢，2008年金融危机中，包括美国在内的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动用了大量政府干预的手段。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林采宜：政府通过必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缓和经济的波动程度，以免危机对社会产生过度冲击，这和政府通过制定这个战略、那个战略，这个规划、那个规划来干预市场经济，扭曲其自然规律，不是一个概念。

打个比方，你家遇到一场灾难，破产了，邻居甲借给你一笔钱，同时规定你只能用于日常开支，不能用于奢侈性消费；另一个邻居乙的方案则是把你家所有的生活必须品采购都包办了，你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甚至孩子上学读哪个专业都有他决定。

哪一个邻居的做法算干预？我认为邻居乙才是。

7、 对于政府有形之手，是亚当·斯密两百多年前的理论，工业革命发生之前，那么现在亚当·斯密谈政府作用的理论过时吗？

林采宜：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前提是基于人性的自利本能，而不是生产的技术条件，再过两百年，只要人性的本能没有改变。亚当斯密的理论就不会过时。它跟时代的技术条件无关。

8、 关于政府之手的争论，在当前情况下提醒我们注意如何区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包括两者的边界，两位觉得政府之手应该如何运用？

林采宜：凡是市场能够通过价格规律来解决的，政府完全可以袖手；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要靠政府的财政力量去实施，这，就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否可以定价？竞争性的商业模式是否成立？可以作为划分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基本依据，当然，在这个前提下，政府可以通过一些结构性的财税政策支持一些技术的研发甚至产业的发展，以配合国家战略。例如，大部分的军工科技最后转为民用，实际上对于技术创新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中国如此，美国也如此。